汪向东东风（汪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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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1、三农携手互联网的经济意义
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研究应用
3、幼儿期的父母教养方式及对幼儿的影响
4、请问汪向东的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有2-3岁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和其评定标准吗？
5、生活中的心理学 800字小论文

三农携手互联网的经济意义

触网农民：先行者的困扰

中国数十万计的行政村中，具有特色产业和资源优势的不在少数，但只有少数农村能够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淘宝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网商带头人的存在。这些带头人在网商群体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启蒙和催化作用。他们善于学习、勇于尝试新生事物，并乐于分享，能够起到先富带动后富的作用。但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农民网商带头人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许多困扰和问题。

缺技术、少人才、同质化竞争压力大

淘宝网“山里旺农家店”店铺掌柜、山西临县农民网商王小帮谈起当前的困难与需求，直呼缺技术和人才，特别是懂网店运营方面的技术型人才。“由于起步晚，基础差，山西很难形成电子商务方面的人才集聚。我现在相当于一个全能型人才，既要出去收购农产品，又要维护网店，搞网络营销，几乎什么都得自己做。如果能够聘请到一个专门的人才帮我进行网络营销、管理什么的，我就能够解放出来，专门做市场开发等事情了。”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东认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的人才短缺问题，是制约三农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农民企业家自己要有人才意识，政府也应努力改善当地人才环境。就农民网商而言，突破传统农村家族企业的束缚，变家族企业为现代公司制，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关键。

被称作“沙集网商三剑客”之一的孙寒，是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沙集镇东风村最早开网店的年轻人。他认为，目前农村电子商务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网商自主开发能力不足、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因开发能力不足、技术含量不高造成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非常弱。

阿里研究中心高级专家张瑞东表示，“淘宝村”之所以能够快速长大，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涌现，其重要原因是相互模仿、细胞裂变式快速复制。很多网店没有设计能力和生产能力，网店图片以拷贝他人为主，产品以拿货为主，网店自身运营能力和创新性都比较弱。同质化竞争不可避免会带来价格战，而恶性价格战必然影响产品质量，进而威胁本地区产品的网络美誉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研究员秦中春说，要促进农村电子商务转型升级，一方面政府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企业要进一步深化、细化产业，向高端延伸，理性分工，不要恶性竞争；最重要的还是要诚信，以及长期品牌化经营，将文化内涵植入行业。

空间小、缺组织、规范化集约化程度低

在浙江省缙云县北山村，村里集中了100多家淘宝卖家，其中多位是皇冠级卖家和天猫商户，卖家一般用自己的客厅当办公室，多余的卧房当库房，但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部分大卖家就租用村里的闲置房屋当作库房，由于比较分散，因此出现一个网商在村里租多个库房的状况，不利于管理和发货。

阿里研究中心高级专家陈亮表示，空间束缚是当前农民网商发展遇到的瓶颈之一。由于“淘宝村”的网商成长迅速，对办公、仓库的需求也急速扩张，但农村的居住生活空间有限，严重束缚网商发展。同时，大型网商有扩大经营、自建工厂等需求，但受到农村土地政策的限制，通常很难实现。

王小帮告诉记者，当前政府组织的各种培训交流会很少，即便有组织，也很少允许他们这些单个的、规模小的网商参加。“去年，我联合几个刚起步的网商组织了一个电商俱乐部，想邀请一些业内专家给讲讲课，结果谁也不愿掏经费。我已经准备不干这个组织了。”

“农民网商的组织协会覆盖不足、管理能力弱、服务体系集聚优势有待挖掘等，成为触网农民反映最多的问题。”陈亮等专家表示，问题涉及的这几个方面也是网商发展中最能产生集聚与规模效应的方面。

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系助理教授崔丽丽认为，满足触网农民的新诉求，需要政府、市场、协会多方面努力。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已有农民网商组织体系的作用，引导网商规范化、集约化发展；其次，从农村商户角度出发，应注重借助邻里示范、社交示范寻求解决自身电子商务经营中所面临的问题；第三，要积极加入各类协会组织，充分利用协会的资源和平台进行自主学习，群体创新。这能帮助商户提高自身互联网应用知识和信息使用能力，帮助商户快速准确地筛选出能够共同交流、合作发展的商户以及社交网络。

融资难、服务缺、多重门槛待跨越

“我们网商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做大做强，而金融机构存在着贷款难、金额小、周期短、流程复杂等问题。”浙江丽水的农民网商吕振鸿告诉记者，一些地方虽然成立了小额担保公司，但仍然难以满足农民网商的发展需求。

针对吕振鸿提出的问题，多位专家表示，与传统农民不同，“农民网商”需要资金量较大，仅靠自身积累难以满足需求。而农民网商主要的“资产”是生鲜农产品、网店、网络好评等，在现行政策下难以进行抵押贷款，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创新金融制度，尽快实行农民网商投融资服务试点并将成功做法推广，从而为农民网商发展壮大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通过大量的走访调研，半月谈记者了解到，除了较成功的农民网商，绝大多数农民仍对互联网相当陌生，城乡信息鸿沟巨大。农村一些远程教育系统，大多处于“睡眠”状态，真正利用起来的很少，受益的农民少之又少。一些基层干部表示，政府主导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是三农中的边缘工作，有限的乡镇干部把更多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和维护稳定上面，信息服务等就停留在了形式上。

此外，农民自身的互联网意识还处于初始阶段，很多农民接触不到互联网，更体会不到互联网可能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机遇。湖北恩施巴东县清太坪镇白沙坪村村民田发平告诉记者，村子里的农民对网购很不信任，一直担心上当受骗。“因为他们没有互联网知识，更不清楚现在互联网交易已经有了较为稳定成熟的诚信体系。如果能让更多的农民了解互联网，接受互联网，那么这个变量将给农村带来看得见的变化。”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研究应用

据不完全统计，自1986年以来，《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已在国内二十多项研究中应用，并被译为日文用于一项国际协作研究。从反馈回来的意见看，该问卷的设计基本合理，条目易于理解无歧义，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作者(1987)试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128名二年级大学生进行测试，量表总分为34. 56±3. 73分，两个月重测总分一致性R=0. 92（P0. 01)，各条目一致性Rl-10在0.89±0.94之间，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

国外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有显著的影响，即社会支持的多少可以预测个体身心健康的结果。从已有的研究结果看，《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测定结果与身心健康结果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性，即该量表具有较好的预测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汪向东等(1988)将该量表应用于对深圳移民的心理健康研究，发现本地组社会支持总分（33.77±0.68）高于迁居组(36.78±3.73，两组比较P0. 01 )。SCL- 90代表的心理健康水平与迁居组社会支持总分呈显著负相关，多元回归分析发现迁居组的心理健康水平主要与深圳居住时间、迁居态度和社会支持状态有关。解亚林等（1993）分析社会及心理因素与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发现《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三个维度都与SCL- 90症状呈负相关，其中主观支持和对支持和利用度与症状的相关显著。以大学生SCL- 90总症状指数大于2分为划界进行两类判别，《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利用度进人差别方程，成为预测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四个社会与心理因素之一，表明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确实与精神健康相关，是社会支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肖水源等(1991，1992)应用病例配对方法研究应激、社会支持等社会与心理因素对消化性溃疡的影响，发现患者的社会支持总分低于配对的正常组(P0.01)，表明社会支持水平与消化性溃疡的发生与复发可能有一定的关系。用该量表分析100例消化性溃疡患者社会支持水平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发现社会支持总分与SCL- 90评分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848 (P0.05)。SCL-90总痛苦水平为因变量，社会人口学资料、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病期、并发症等因素为自变量作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社会支持是进人回归方程的四个因素之一。

幼儿期的父母教养方式及对幼儿的影响

父母的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子女的日常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倾向，它是对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行为风格。父母是幼儿的第一任教师，幼儿自信心是在家庭中萌芽和发展的，因此，幼儿的自信心与父母的教养行为有很密切的关系。父母通过具体的教养行为及态度，向幼儿传达父母对生活的态度、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等。不同类型的教养方式对幼儿自信心的发展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1. 父母教养方式的主要类型

溺爱型。持这种教养方式的父母把幼儿放到特殊的地位，一切服从、服务于幼儿，不适当地满足幼儿生活上的要求和欲望，处处迁就，事事代劳。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幼儿往往情绪不稳定，自私自利，自傲或自卑，能力低下，意志薄弱，缺乏自信，容易形成依赖、懦弱、自卑的性格。当幼儿长大后面临迥然不同的社会竞争时，则会无力承受任何心理上的挫折而缺乏自信心和独立性。

专制型。持这种教养方式的父母往往强迫幼儿按自己的意愿办事，不容许孩子有差错或失误，频繁采用惩罚来强制执行。在这种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幼儿，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

放任型。持这种教养方式的父母对幼儿采取不闻不问、放任自流的态度。由于父母没有给予幼儿必要的行为准则和强化，对孩子冲动的行为缺乏约束，致使孩子缺乏社会责任心，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同时，由于缺乏父母的关心和教育，幼儿认为自己在家庭中是不重要的，因而失去归属感。

民主型。持这种教养方式的父母对幼儿信任、尊重和平等，重视启发引导，孩子的成长有一个自主和自由的空间。这类父母与幼儿之间有着积极的情感交流，既尊重、理解幼儿，又对幼儿提出严格要求; 既高度关注幼儿的一举一动，又积极鼓励幼儿独立自主，激励幼儿去做他喜欢而又力所能及的事情; 既让幼儿敢于发表意见，又循循善诱，对幼儿的幼稚和错误不是无端训斥。因此，在民主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幼儿，往往性格开朗，意志坚强，积极向上，有自信心，能与人和睦相处。

2. 改善教养方式，培养幼儿自信心

从父母行为看幼儿自信心发展的结果，民主型的教育方式无疑是最佳的教育模式，值得推崇。当然，由于每个幼儿的个性差异不同，无论是溺爱型、专制型还是放任型的教养方式，它们对幼儿自信心的发展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不一定是因果的关系。也就是说，同一种管教类型对不同个性的幼儿引起的效果，可能是各式各样的，我们不能仅仅依据幼儿的表面行为来评价某种管教类型的实际效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民主型的教养方式对所有幼儿的个性心理发展都是有益的。

父母要转变教育观念，提高自身素质。教育观念是整个家庭教育诸因素中的核心。父母要认识到自己在孩子的成长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在儿童早期。父母的教育态度和教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幼儿自信心的形成和发展。因此，父母转变教育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优化教养方式，是培养幼儿自信心的必要前提。

社会、学校、家庭要三位一体，构筑完整教育体系。父母的教养方式，必须要通过社会、学校、家庭三方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才能共同营造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社会应当通过各种传播媒体，宣传普及家教知识，宣传科学的家庭教养方式和民主的教养模式。幼儿园也可以通过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以及家长与教师之间的直接沟通等方式，指导、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育儿方法，提高家庭教育的效果。

请问汪向东的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有2-3岁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和其评定标准吗？

有 ..在第二章..量表编制了背景与目的、适用范围、信效度检验、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等内容的介绍

生活中的心理学 800字小论文

创伤后应激障碍社会心理学危险因素【关键词】创伤后应激障碍；心理因素；社会因素；高危因素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指遭受强烈的威胁性、灾难性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性的精神障碍，以反复重现创伤性体验，持续的警觉性增高，持续的回避为特征性临床表现，具有一定的生物学特点。本文主要从PTSD的社会人口学、社会心理学的危险因素进行综述如下。 1 PTSD的研究现状 PTSD的早期研究主要以退伍军人、被俘军人及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为主，1987年美国的研究发现，参加越南战争的退伍老兵中，终生患病率男性为31%，女性为27%。男性和女性的时点患病率分别为15.2%和8.5%。Madakasia O’Brien率先开始对自然灾害后的PTSD进行研究，他们报道龙卷风受灾者中PTSD的患病率为59%。此后有几位作者报道几类不同灾害后PTSD的患病率均超过30%，如地震和飓风。中国张北地震受灾人群3 mo和9 mo后PTSD的发病率分别为18.8%和24.4%。火灾、爆炸、海难、空难等各类人为事故后PTSD也是最常见和突出的精神病理问题。有报道受伤的火灾幸存者PTSD的患病率高达100%。一次空难事故后，50%的生还者发生PTSD［1］。伍志刚等采用多级整群抽样的方法对1995年～1999年遭受过严重洪涝灾害的洞庭湖灾区成人PTSD患病情况进行调查,显示发病率为33.89%。汪向东等对张北地震受灾人群的调查表明，急性应激障碍(ASD)的发病率为6.1%，3 mo内PTSD的发生率为18.8%，震后3 mo的患病率为7.2%。张本等对唐山大地震所致孤儿的PTSD的调查显示发病率为23%，提示大地震所致孤儿是发生PTSD的高危人群。而基于社区人群的流行学研究表明，PTSD的终生患病率为1%～14%，高危人群研究发现PTSD的患病率为3%～58%［2］。 2 社会人口学 2.1 年龄国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在同一创伤事件中，年龄较大者更易患PTSD。对洪灾区PTSD的研究发现，无论成人和儿童都符合这一结论。刘爱忠等对洪灾区7 a～15 a儿童的研究结果显示，PTSD的发病率与年龄呈正相关，7 a组发病率为14.1%，15 a组为23.5%。伍志刚等对洪区成人的研究也有类似规律，16 a～20 a组PTSD的发病率为26.7%，而＞70 a组高达40.3%。但也有学者的研究不支持上述观点［3］，认为不同年龄间PTSD的发病率没有差异。这可能与应激源、研究对象、研究标准和诊断工具等的不同有关。 2.2 性别男性与女性的PTSD患病率是否有差异，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有研究发现女性的PTSD患病率为男性的2倍［4］。女性不仅对PTSD易感性高，病程也趋于慢性化，中位数约为男性的4倍(分别为48.1 mo和12.0 mo)［5］。对60名非性攻击受害者(其中男性38名,女性22名)进行了调查，从发生创伤性事件后1 w～3 mo，71%的女性和50%的男性符合PTSD诊断标准，3 mo后仍有21%的女性符合PTSD诊断标准，男性受害者则已全部恢复。暴露于同一创伤性事件后,女性的PTSD患病率也明显高于男性。如有学者研究发现［6］，地震受灾者3 mo内PTSD发生率男性为13.5%，女性为24.7%。OlffM等研究发现，PTSD女性高发的原因在于其暴露于应激事件的类型，她们经历此类事件的年龄越小，则体验越深刻，自控能力越差，发生PTSD的可能性越大。 2.3 种族不同种族在文化、社会习俗、教育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这是否对PTSD的发病具有一定的影响，也是一个争议的话题。Norris等人研究了十种潜在创伤性事件的频率对1000名成人的影响，发现在不同人群中，暴露于创伤性事件的白人多于黑人，但对创伤性事件的易感性黑人男性最高。Garrison等在Hugo飓风发生1 a后调查了1264名11 a～17 a青少年，PTSD患病率在白人女生最高(6.2%)，白人男生次之(4.7%)，黑人男生和女生分别为3.8%和1.5%［1］。PTSD在不同种族间的发病率有一定差异，即使考虑了经历创伤性应激事件的数量和强度差异，白色人种的发病率仍相对较低［7］。 2.4 职业有不少的研究发现职业和PTSD有一定的关系。如我国学者王焕林等采用系统-整群抽样对我军21198名军人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PTSD患病率为0.485%。其中，陆、海、空军和学员的PTSD患病率分别为0.484%、0.58%、0.84%和0.227%，但对特殊兵种或在执行抗灾任务后的军人来说，PTSD发病率显著高于和平时期我军PTSD横断面调查结果。吴兴曲等对312名高原汽车兵调查显示其发病率为8.65%。烟台“11．24”海难救援军人1 mo后的发病率为17.95%。与PTSD发生相关的因素很多，除人口社会学因素外，心理、社会因素如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心理健康状况等也与其相关。这些因素可能相互影响，协同作用于PTSD的发生，他们相互之间关系比较复杂，本文拟单独进行探讨。 3 社会心理学 3.1 个性特征许多研究发现个性特征与PTSD有一定的相关性。人格方面的缺陷如敏感、多疑、胆怯、偏执等，往往妨碍了个体良好的社会适应，甚至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因而他们往往遭受到更多的社会心理有害刺激并难以有效地抵御这些刺激，更容易罹患PTSD。美国对密西根州东南部21 a～30 a年龄的随机样本研究了PTSD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DSM-Ⅲ-R)，PTSD的患病率与种族及婚姻状况无关，其危险因素为受教育程度低、儿童时期有行为问题、具有神经质倾向、内向性格等［8］。刘光雄等的研究表明,个性特征表现为情绪倾向不稳定、高掩饰性的个体更易罹患PTSD［9］。吴兴曲等对高原汽车兵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果［10］。另外，在对洪灾区儿童PTSD易感因素的研究发现［11］，儿童行为问题与PTSD的发生有关(OR=1.80)，严重不良的情感行为模式是PTSD病前重要易感因素之一。PTSD患者常同时患有其他一些精神疾病，如情感障碍、焦虑症、酒精依赖和药物依赖、行为障碍和人格障碍(特别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等。应用多种研究方法在不同人群中均发现，PTSD患者上述疾病的发病率高于一般人群，在62%～99%［12］。 3.2 应对方式应对方式作为应激过程的中介因素之一，是人们用来应付内外环境要求及其有关的情绪困扰所采用的方法、手段或策略。它影响着应激反应的性质和强度。不同的应对方式可降低或增加应激反应水平，从而调节着应激与应激结果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研究表明［13］，在受到精神创伤后，如受害者能应用合适的应对方式，则可避免PTSD的发生。与此相反，一定的人格特征制约着人对环境变化的认知，影响着人对环境变化所做的应对方式，有人格缺陷者遭受应激后常不能及时求助于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而是采取消极的应付方式［13］。例如可能贸然采取物质滥用的方式，导致PTSD患者出现SUD或者导致SUD患者复吸。Ouimette的调查也印证了上述观点，他随访了患PTSD的退伍军人，部分患者存在应付方式和认知方式缺陷，他们对戒酒戒毒带来的益处持怀疑态度并逐渐丧失信心，将更多期望寄托在成瘾物质上，到随访的第二年这部分患者的酒精和其它精神活性物质滥用问题更加突出，脱毒的可能性更小。在外伤性应激的文章中，积极或有帮助的应对策略，如正面的思考或积极地处理问题已经和适合应激联系在一起；而消极的应对策略，如逃避经常被认为是不适合的应对策略。 3.3 社会支持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社会支持能减少PTSD的发生。Wang XD等人的研究指出，当受害者受到一定强度的创伤后，如受歧视、虐待、性创伤等，如能得到及时的支持，尤其是家庭的社会支持，则受害者罹患PTSD的发生率会降低。汪向东等对相隔10 km、人口学资料可比性良好、震前各方面情况相当而受灾程度和得到救灾援助存在差异的两个村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受灾程度重，但灾后得到救援和支持较好的村PTSD发病率低。以DSM-IV为标准进行诊断,震后9 mo时两村PTSD发病率分别为19.8%和30.3%［3］。究其原因，可能是受灾轻的村民尽管初始暴露程度低,但震后仍住在破损房屋中，经受余震的威胁，后继应激水平高,同时灾民们满怀希望的社会支持却不足以满足其需要，加重了无助感，由此引起的消极情绪得不到及时缓解，加大了PTSD发生的可能性。这一研究直接而有力地证明了灾后变量的重要性，并提示足够的社会支持对阻止灾后PTSD的发生有着积极意义。本次调查还发现对支持的满意度越高，PTSD发生的危险性越小，是PTSD发生的保护因素，提示良好的家庭和社会支持可降低PTSD发生的危险［2］。目前普遍对这一现象认识不够，如我国有几项研究报道,车祸后的PTSD患者尽管有着极大的精神痛苦,却无一人主动向精神科医生求治，致使病情没有得到及时控制。因此，缺乏社会支持是PTSD的促发因素之一。答案补充

3.4其他因素不同地区的受灾类型、创伤经历、父母教养方式和心理痛苦水平等也是影响PTSD的重要因素。有学者对大爆炸事故的研究分析发现，PTSD的发生与暴露程度成正相关。还有研究报道，PTSD患者与非PTSD受害者的损伤程度存在差异。其他较为公认的危险因素还有：既往有创伤暴露史、创伤性事件前后有其他负性生活事件、家境不好、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等。总之，上述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在PTSD的发生中，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们在PTSD的发生中起多大作用，以及它们之间又是如何起作用的问题是研究的难点，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如果我们能找到PTSD的高危因素，就会产生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深入了解PTSD的高危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干预措施进行的越早，PTSD的预防就会越有效。答案补充

【参考文献】［1］汪向东，姜经纬.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危险因素［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2，10（5）：334［2］丁薇，郑涌.创伤与创伤后的应激障碍［J］.中国临床康复，2006，18（10）：145［3］王玉龙，谢伟，杨智辉，等.PTSD在中国的研究进展［J］.应用心理学，2005，11（2）：176［4］ Foa EB，Street GP.Women and traumatic events［J］.J Clin Psychiatry，2001，62（supple 17）∶29［5］ Breslau N. Outcome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J Clin Psychiatry，2001，62（supple 17）∶55［6］汪向东，张华彪，新福尚隆，等.地震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1）∶28答案补充

［8］ Breslau N，Davis GC，Andreski P，et al.Traumatic events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an urban population of young adults［J］.Arch Gen Psychiatry，1991，48∶216［9］刘光雄，杨来启，许向东，等.车祸应激患者血清NO、SOD测定及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2，10（3）：218［10］吴兴曲，王倩云，杨来启，等.1312名高原汽车兵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调查［J］.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02，20（6）：431［11］刘爱忠，谭红专，周价，等.洪灾区儿童创伤性应激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J］.中国公共卫生，2003，19（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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